本文摘要：摘 要：隨著司法能動主義理念的出現(xiàn)，法律的不確定性，法條適用的機械性與人們生活的現(xiàn)實性、多樣性和變化性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了。不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都在使用各種法律推理、法律解釋、司法裁量等方式來解決糾紛問題。當前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
摘 要：隨著司法能動主義理念的出現(xiàn)，法律的不確定性，法條適用的機械性與人們生活的現(xiàn)實性、多樣性和變化性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了。不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都在使用各種法律推理、法律解釋、司法裁量等方式來解決糾紛問題。當前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為了應對轉型時期的復雜形勢、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中國的司法也隨之能動起來了。同時，在這種能動司法背景下我國的糾紛解決也出現(xiàn)了各式各樣的創(chuàng)新，這種創(chuàng)新與探索對于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推進司法民主，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等方面，顯示出獨特的價值，但也顯現(xiàn)出了一些實踐中的困境。
關鍵詞：能動司法;糾紛解決;法院調解;法律權威 發(fā)表學術論文網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的轉型、人口的大量流動，糾紛逐漸變得多元化、復雜多樣化。與此同時，隨著法治建設的日漸完備，司法訴求已經漸漸成為人們解決糾紛的重要途徑。在此，訴訟案件增長的壓力和司法資源有限增長之間的矛盾，使糾紛解決的形勢更加嚴峻。在這種經濟高速發(fā)展、利益格局多元、社會矛盾頻發(fā)時期，適度的司法能動有助于法院應對處于變革時期的社會對司法的訴求，也有助于彌補立法缺失可能帶來的弊端。同時，在法治社會和和諧社會共同發(fā)展之時，不能采取單一化的思路，只追求一種片面的公正，而應盡可能地使多種相互沖突的利益最大限度地達到相對的公正，也需要在糾紛解決時兼顧不同群體的特殊利益，更好的進行協(xié)調，而不是簡單的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斷。為此，必須構建一種具有更大包容性和靈活性的糾紛解決機制。實踐證明，為有效應對轉型時期多元化的利益沖突，需要一種多元化的思路。因此，在能動司法背景下的糾紛解決不僅是一種司法方式的能動，更是體現(xiàn)法律權威、司法權威的理念革新。
一、西方語境中的能動司法
司法能動主義作為一種司法理念，它是司法權不斷發(fā)展、憲政理念深入人心、法官職業(yè)化等方面共同促進的產物。由于法系的不同傳統(tǒng)造就了司法能動主義發(fā)展過程中，內容、方式、程度和適用等方面的區(qū)別，則呈現(xiàn)了兩種不同的司法能動主義發(fā)展路徑。第一種發(fā)展路徑是美國司法能動主義的發(fā)展，縱觀美國歷史可以看成是憲法和政治相互交融的發(fā)展過程。司法能動主義源于美國，圍繞著法官對憲法問題的判斷是謹慎還是積極、對政治問題是回避還是介入的傾向性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即司法能動主義和司法克制主義。美國司法史就是司法能動主義與司法克制主義交替發(fā)展的歷史。第二種發(fā)展路徑是大陸法系司法能動主義的發(fā)展，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最先研究和提出了允許法官持有靈活性和主動性，以公平來彌補法律的一般性，以衡平來救濟當事人、減輕受害人損失的思想和做法，體現(xiàn)了司法能動主義的思想光芒。一方面，用自然正義的觀點來衡量法律的善惡與司法能動主義用憲法中體現(xiàn)的公平、正義來衡量法律是否違憲相似。亞里士多德認為，自然正義是人類的理性體現(xiàn)和人們行為的道德標準，對人們的行為有引導作用。實在法是國家制定的法律，性質由國家的性質來決定，法律本身是正義的體現(xiàn)，法律的目的就是正義;另一方面，要注重立法者原意的探尋。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所考慮的是多數(shù)案件，無法對特殊的情形做詳盡規(guī)定。有學者認為，法律之所以沒有對所有的事情做出規(guī)定，就是因為有些事情不可能由法律來決定，還要靠判決來決定。當法官面對將規(guī)定歸于簡單而又有缺陷的法律時就需要說出立法者自己如果身處其境會說出的東西。在探尋立法者原意的同時公正的加以處理和裁決。這實質就是最早的體現(xiàn)司法能動主義思想的論述。
二、中國當下的“能動司法”與司法能動主義
首先，對于中國當下而言，“司法能動主義”屬于“舶來品”①，它與我們的能動司法有著本質上的區(qū)別。中國的司法界在面對當前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不斷豐富和發(fā)展，通過司法渠道解決糾紛的數(shù)量逐年增加，對司法效果的追求呈現(xiàn)多樣化的態(tài)勢，對司法過程的關注程度空前提高的背景下能動了起來。這樣的能動要求人民法院堅定不移的推動司法改革，不斷完善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化解機制，不斷健全司法公正、司法公開、司法民主和監(jiān)督制約機制，努力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②在這樣的法律文化和時代背景下，能動司法已經潛入到了我們的司法活動中，自2009年最高法院提出能動司法的理念以后，我國的能動司法已被全國各級法院積極踐行并深入探索，王勝俊院長指出“我們所講的能動司法，簡而言之，就是要發(fā)揮司法的主觀能動性，積極主動地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為經濟社會發(fā)展服務”。③由此可以推論我國的能動司法是一種契合于中國社會的屬于中國自身的司法方式。是在要求法院、法官立足審判職能，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回應社會廣泛而深刻的轉型需要的情況下提出的。④
其次，基于理性的司法能動主義哲學與基于現(xiàn)實需要的能動主義策略之間也存在本質的區(qū)別。同時，我國并不具備司法能動主義產生的憲政基礎，欠缺司法獨立、違憲審查、法官精英化、實質主義法律思維、職業(yè)化群體、法律方法的掌握等，現(xiàn)實中國與其“形似”的現(xiàn)象最多只能稱為“能動司法”⑤�？磥韺嵺`中的能動司法與理論中的司法能動是有偏差的，在實踐中的能動司法追求一種問題得以解決的目的論。
最后，我國的能動司法核心在于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能動司法不僅指向具體案件的裁判執(zhí)行本身，而且還體現(xiàn)在司法的延伸職能上。如司法解釋、司法建議、司法指導、普法宣傳、調查研究以及主動參與社會治理等。
三、能動司法背景下糾紛解決的具體方式
在中國的“本土資源”背景下，有學者不能不得出如下結論“只有事先周密考慮到這些瑣碎具體的問題，并保證這些瑣碎問題能夠得到解決，一個案件或糾紛才可能真正解決。如果僅僅依據法律做出一紙判決，不考慮這些具體問題，即使判決或處置措施在法律上很正確，很有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卻很難甚至根本無法得到落實;或者執(zhí)行成本很高，無法普遍的實行，以至于最終還是沒有實現(xiàn)規(guī)則治理。”⑥這就意味著，實現(xiàn)“案結事了”、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讓人民群眾滿意已成為當下中國能動司法及其運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目前我國存在訴訟糾紛解決和非訴訟糾紛解決兩種方式。訴訟糾紛解決是以原告提起訴訟為前提，以“不告不理”“調解優(yōu)先，調判結合”為原則的法院審判程序，主要方式有法院調解和法院審判。法院調解，是我國土生土長的糾紛解決方式，一般是指由審判法官主持，也可以由合議庭主持，在訴訟過程中進行的法院調解，在實踐中，許多法院積極推行全程調解，將訴訟調解延伸到庭審前后的其他階段，而法院調解制度是我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有：民間和解、民間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仲裁等。
可見，在當前社會轉型時期，調解以是我國目前主要的糾紛解決方式。面對糾紛形式的多樣化，法院案件的不斷增加，能動司法的悄然潛入，糾紛解決也呈現(xiàn)出了不同的特點：1、調解為主要糾紛解決式。不管是訴訟糾紛解決還是非訴訟糾紛解決都以調解為主要方式。不管是法院調解、民間調解、還是仲裁，最終都要經過調解的環(huán)節(jié)，才能使糾紛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調解在中國糾紛解決中已經成了不可或缺的糾紛解決方式(在此除法定情形不能調解以外)。2、調解方式出現(xiàn)多元化機制。各地法院在實踐中紛紛創(chuàng)設新的司法調解方式。例如福建省莆田市建立了“訴訟調解與人民調解銜接機制”、河北省石家莊市建立了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位一體”的大調解體系、陜西省采用“五心法”調解民商事案件，形成了“調解多、判決少、效果好、公信度高”的局面、河南省推行的“社會法庭”等都體現(xiàn)了我國能動司法背景下糾紛解決的多元化。3、以“案結事了”為主要目標。調解本身就是為了運用一種簡單的方式，通過當事者自愿選擇來及時快捷的解決糾紛問題，使矛盾能夠盡快得到化解，人民及早恢復正常的生活和生產。所以在此，“案結事了”成為了調解的最終目標。4、體現(xiàn)了當事人雙方的合意。調解主要是基于主體的合意。調解中合意的形成基本上是以當事者個人關于是否有利、是否有理的評價標準為基礎，達到的解決能夠更貼切的反映當事者所處的實際情況�？赡軒韺徟兴鶡o法達到的良好社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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